半年的时光，就在刘备的东巡中倏忽而过。
从二月初出发，视察关东五州各地的民生恢复情况，如今已是七月。
巡狩的轨迹，也已经走完了豫州、兖州、徐州、青州，经过了冀州的渤海郡，回到了刘备的故乡幽州。
还剩最后两三站、个把月的时间，就要回雒阳了。
五个多月走下来，刘备看到了太多民间疾苦、满目疮痍。但也看到了希望，各种战后重建的生机。
为了与民休息，他把随驾的军队人数也尽量压低，只带了五万骑兵跟着走，其他决战时调动的大军全部遣归各处粮草丰足的州郡就食。
五万人看似还是很多，但相比于皇帝出巡，其实已经算克制了。尤其今年才刚刚统一，各地曹军溃兵和流散饥民、贼寇形成的匪患还很严重。
刘备亲自巡视途中，都遇到并顺手剿灭了三四股从数千人到上万人规模的匪患。按照历史的规律，朝代重新统一整合后，至少花两三年把主要匪患肃清，已经算很快了。
如今这个时节，淮南地区今年的第一季早稻，已经顺利收获、晒干入，虽然有些局部天灾、水旱，但百姓总体来说收成还过得去。
北方的麦作区，倒是根据纬度不同，还分别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完成秋粮的收割和晾晒。
北方百姓暂时还得在缺乏主食的饥饿生存环境中，忍耐一段时间，靠夏季刚成熟的乱七八糟蔬菜撑过去。
朝廷为了体现陛下的恩德、与原先刘和袁绍曹操执政的不同，在年初时倒是宣布了一项恩旨，让大汉子民都可以缓一口气，感受统一带来的红利：
大汉全境范围内，免除所有人头税一年——这儿的人头税是广义的，包括租庸调输。也就是所有按人口直接计征的田赋纳粮、户调纺织品（也可以交钱）、徭役和运输，都全免。
而关东今年新光复的五州，加上去年光复的幽州，还可以额外得到一年的田赋豁免、两年的徭役和户调豁免。
换言之，关东百姓可以连续两年不纳粮，三年不服徭役不交丝织品铜钱。
之所以粮食税不能完全连免三年，也是考虑到关东地区官仓里存粮也很少了，连续完全不收的话，当地的官员粮俸和驻军军粮都会出现困难。
而且粮食又沉重，消耗量巨大，都从后方益州荆州运过来，哪怕有了南阳运河和讨虏渠，可毕竟几千里的水路路程摆在那儿呢，至少一两倍的损耗，划不来。
所以，宁可从今算起、第三年就在关东恢复征粮。可以以后收成天气不好的时候，再间隔留一年免征，只要别好几年连在一起免征，朝廷的行政系统就能扛住。
至于“连续几年减半征、按比例减征”这种馊主意，李素是不会给刘备出的，就算李素这么拍脑门，以刘巴的智商也肯定会劝谏。
这个逻辑现代人或许难以理解，但汉末的古人非常理解——征税是需要成本的，官员、税吏、兵丁，一层层人手动员下去催缴，收一半是那么多成本，收全部差不多也是那么多成本，高不了多少。
所以，既然收了就收足，要不就干脆一整年某块税源直接砍掉。
别搞半吊子，花两次征税成本、却只征上来一次的量，这不受二茬罪么。
……
当然了，即使是设计到如此微妙的征收减免、体恤百姓。
可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力和经济建设水平没跟上的话，搁大汉朝十几年前的旧国情、这样的减免比例，就几乎相当于一切全免了，朝廷肯定会难以运作维持。
但对章武六年的大汉来说，所有人头计税的税赋徭役全免，还不至于彻底伤筋动骨。因为一切工商税都是不免的，照征不误。
这一切，都要感谢朝廷在统一天下之前，已经在关中和南方发展了最多十二年之久的工商业。
早在章武四年，当时的光复区一年的工商税总额就可以达到四五十亿钱。
竟能超过按平价计算的田赋和户调，仅仅只是低于全国百姓每年的徭役折算工价。
（注：但因为战乱连年、灾荒依然频发，所以实际上工商税费总额的购买力依然是低于全国田赋的。这个理论值是按照一石稻米折算三百钱来统计的，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米价多年普遍高于三百钱一石，拿着工商税征来的钱，在荒年和战争年买不到那么多米）
章武五年工商税比章武四年时又稳步略微有升，全国工商税费五十多亿。
到了章武六年，因为关东五州的士绅豪强也可以被征工商税了，哪怕他们已经比较贫穷，商业不发达，多少也能找补一些。初步统计下来，今年预期能收到六七十亿的工商税。
从这个数字里也可以看出，刚统一的关东地区工商业有多孱弱、之前被破坏得有多严重。
包括幽州在内的六个州，全加起来今年预期才十亿出头的工商税。而刘备原有的九州，都五十八亿了。
原有西部和南方加起来，工商税是关东六州五倍多，考虑到人口差距也超过一倍。西部和南部的人均工商税，依然是关东的二点四倍。
不过以后也没必要算那么细了，都是重归大汉子民了嘛。
工商税的支配也比农业税灵活一些，调度方便。不像粮食要仔细核算运输成本、每个州征的粮食都要尽量用在本地，或者最多跨一个州中短途转运。
所以，这七十个亿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比例向关东的战后重建和赈灾上转移使用。
这一切，才是刘备刚刚打完统一战争，就大规模免税恢复民生的底气。
有了这七十亿，农业和徭役不盘剥，好歹官员团队和必要的军队都可以养活了。
部队太多导致的缺口，可以靠军队暂时种植军屯自养，来填补一部分。将来还可以去芜存菁，循序渐进精简军队规模。
最后，考虑到过渡期还是有一定的匮乏和赈济、救灾需要，丞相李素奏请皇帝允许今明两年、朝廷继续发行打印年号的带息抄引债券。
不过，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章武六年朝廷严格只印发总面额一百亿钱的抄引债券，比前两年分别要降低两到三成。
章武七年更是要控制在新发规模五十亿钱以下，到了章武八年，更是要争取停止新发抄引债券。
这个具体数字并不是李素拍脑门决定的，也是跟刘巴、诸葛瑾等大臣都会商过的。
李素坚持控制规模，也是不希望刘备发债发爽了之后忘乎所以，变得财政支出过于大手大脚，以为自己能凭空创造出货币来。
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刘巴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发债规模缩小之后，也要提防民间的“存本取息”承兑压力。
因为往年经常有商人为了“取出后再存”多出来的1%复利，把部分前一年的抄引兑换成今年新印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