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楼苦笑道：“关键在于，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很有道理。”
轻叹一声，张一楼继续道：“若算一本账，出兵塞外，的确入不敷出，但若事事以钱财出入为基准，唐人的人心，唐人的骄傲，唐人的雄风，又该值多少钱？”
苏逢吉默然片刻，问道：“陛下如何对待这些人？”
“下狱了。”苏禹珪道。
“下狱？士不因言获罪，此番何以能将官员下狱？”苏逢吉有些惊讶。
“那是以前了。”苏禹珪语出惊人道。
苏逢吉怔怔看向苏禹珪，不明所以。
“士不因言获罪，但外敌寇边而敢言和亲的，宁舍祖宗疆土只为苟且偷安的，是为分不清大是大非，是为祸国殃民之言，人有此等言论，如何不应治罪？不治此等人之罪，反而让其身披官袍招摇过市，朝廷还如何引导天下人明是非、有雄心？不治此等人之罪，岂不让天下人都满口胡言？”苏禹珪冷冷道。
苏逢吉欲言又止，沉思了半响，“我明白了，陛下此番召见你来，就是为了重新解释士不因言获罪的定义，并且将其写进律法之中。”
“不止于此。”苏禹珪道。
“还有甚么？”苏逢吉问。
“苏兄当知，律法治罪不诛心，士不因言获罪，为何？就因为言论只是言论，士子官员负责进言，但其言是否施行，却不在进言者。”苏禹珪道。
“所以陛下要重新定义士不因言获罪。”
“不，陛下要重新定义的，是律法！”
“甚么？”
“千年以来，朝廷以外儒内法之术治国，用法，却百般遮掩，不肯说法，朝野议论的，也只能是儒家之道，故此，自打商君立法，律法虽经千年，本身实无本质蜕变。”
“那又如何？”
“何谓外儒内法？无非八个字：律法治罪，儒学治心。”
“然也。”
“事实却是，儒学并不能治心。”
“儒学到了今日，的确有许多弊端。”
“非止如此。”
“还有甚么？”
“儒学，乃虚伪之学也，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是非不明，道义不分，用之治国，误国误民！”
“苏兄此言，太过偏狭。”
“何谈偏狭，本就如是！治国之道，其威，当重于君王之言，说一不二，其利，当甚于头顶长剑，不合即落。儒学之本，在于仁义道德，以之治国，则不孝之人，便该下狱，不义之人，便该治罪，不仁之辈，便该宣刑！何以儿不侍奉双亲，却只被斥责唾骂？人出卖亲友，还能逍遥度日？东家盘剥伙计，却无人问津？治国之道，当明如日月，不容藏污纳垢，当严如军令，条分缕析，事事有章可循！不如此，则万民困惑，不知所为。儒学治国，合乎此道者不赏，悖逆此道者不罚，国之尊严何在？君王言出不行，则无威信，臣民戏之，天下大乱治国之道日日宣扬，却不依此赏善罚恶，岂不徒增笑耳？大唐数百州近千县，百姓千千万万，天下事又何止千千万万，治大国如烹小鲜，岂能不苛求细节？且不说事事有章可循，一事无章可循，都会贻害无穷。这般儒学这般治国，事事遮遮掩掩，事事模棱两可，如同做贼一般，生怕说话声音大了，全无光明正大之意，做人姑且不可，还谈治国，岂不可笑？如此治国，何异于儿戏邦国！”
苏禹珪这话说完，苏逢吉嗔目结舌，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堂中一时落针可闻，江蔚、张易、朱元等人，也都惊讶的看过来，忘了彼此的交谈。
苏逢吉如噎在喉，想要说甚么，却又甚么都说不出来。
良久，他苦笑问苏禹珪，“那依苏兄之见，该当如何？”
苏禹珪凛然正气道：“既然儒学不能治心，那便让律法来！”
“律法能治心？”
“律法能正心！”
“何谓律法正心？”
“苏兄可知，秦律有，官捕盗于市，民见之而不助官者，视为有罪，助官者，有赏民于道犯疾，人见之而不送医者，视为有罪，送医者，有赏。人言律法严苛，治国以法，则无人情，何其缪也！何谓律法？律法者，规矩也！律法之，定天下万民之言行规范，使百姓知其能为，知其不能为，在此之上，知何者为对，知何者为错，再由此往上，知何者受赏，知何者受罚。故而又言，律法者，赏罚也！有赏无罚不是律法，有罚无赏也非律法！律法治罪，乃其一也。只能治罪之律法，非为良法，何也？盖因律法之本，不在治罪，而在杜绝犯罪，在导人向善！有罚，则绝罪恶，有赏，则生善行，此二者缺一不可。百姓知赏罚，则知进退，天下少恶而多善，是无人情乎？是有人情也。兄亲弟恭，睦邻和善，君臣相得，是靠嘴上仁义道德，还是靠赏罚之制，岂不明了？”
苏禹珪一席话说完，顿了顿，总结道：“治国之道，首在治人，治国以法，法若不能治人，何谈为法？治人之法，当分黑白，明是非，知对错，此三者以降，则能言正人心。人心正，则国心正，试问届时，朝野上下，谁会在外敌入寇时，言和亲言纳贡？此番朝堂之上，人有此论，乃国之辱也，乃律法之辱也！”
此言掷地有声，如夜雨惊鸿，让人目瞪口呆，堂中诸人，除却张一楼早先有所耳闻外，莫不垂首陷入沉思。
良久，苏逢吉叹道，“天下事，皆律法之事，我今日方知此言何意啊。”苦笑两声，对苏禹珪道：“人言苏兄，乃是当世商君，今闻苏兄此论，知此言不虚也。”
张一楼笑道：“所以苏兄现在知道，秦朝以吏为师，实则并非一无是处。”
“然也！”
苏禹珪听了这话，却是摇头道：“孝公之后，得益于商君之法，秦朝几代君王无一昏君，是人皆英才吗？依我看，不过是萧规曹随、按章办事而已。世人诽谤秦法，说秦因法暴而亡，我却认为，秦亡之罪，不在秦法。秦法何错之有？若秦法果真不堪，秦何以能一统天下？汉承秦制，为何能有大盛之貌？细思之，始觉其过，在始皇帝也。法家数派，有重法和重势术的区别，始皇帝扫荡**，个人权威过重，性情膨胀，居功自傲，彼时之秦法，已非重法的商君之法，而是重势术的申不害、韩非之法。商君之法能存长久，不因人而变更，而势术之法，汇聚天下权力于君王一人，纵因君王雄才大略，一时得利良多，却会埋下种种祸根，终究要人死道消。至今思及秦朝往事，韩非入秦后，始皇帝摒弃商君之法，而取了韩非承自申不害的势术之法，而引得秦朝覆灭，便觉得韩非入秦，虽然自己不得用，却似行了死间之事，给秦朝埋下了覆灭的伏笔。”
话及此处，苏禹珪喟叹不已，“往事不可追，商君之法，已是明日黄花，大唐要的律法，是全新的律法！”
苏逢吉、张一楼正在随着苏禹珪的话思索秦朝旧事，乍然听闻他最后一句话，不由得问道：“大唐要的律法，是何种律法？”
苏禹珪侃侃而谈，“方才我虽然不屑儒学为治国之道，但也仅此而已，儒学仍有颇多可取之处，大唐的律法要治理天下，要正人心正国心，怎能抛弃百家精髓？秦汉以来，百家学说，并未消亡，只是互取长处，彼此融合归一罢了，否则董仲舒怎会有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论？只不过彼时之百家，是以儒学为中心进行融合，而现在，律法才是根本。譬如说，儒家仁义，墨家兼爱，这是好的，律法便要取之，子不孝敬双亲，便要治罪，这不是儒学吗？路见病患，无论相识与否，皆送医馆，这不是墨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