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李素上学的时候，看历史教科，一直对于“工人是歌命性最强的阶级，注定要领导歌命”这句话不太理解。
因为他觉得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怎么看农民都比工人更苦逼一些，为什么农民歧义没有工人彻底呢？
没想到，设身处地在汉末生活数年，他才“绝知此事要躬行”地理解了教科上的话——那话的语境不是针对他21世纪生活中看到的社会的，而是针对“工人”这个物种刚刚出现的历史阶段的。
在“工人”这个概念刚诞生的时候，他们意味着“失地农民，连想当农民的资格都没有，才不得不当佣工”，所以他们才更苦逼，无产得更彻底。
前世李素理解不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觉得就算失去土地，还能租地主的地当佃农嘛。
来到汉末，来到人口稠密的蜀郡，他才理解了大学里法律史课本上讲的、西方《物权法》体系里的“永佃权”概念。东方虽然自古没有成民法，但习惯法里也是有类似的概念的，甚至汉朝就有这样的习惯了。
所谓“永佃权”，大致来说，就是佃农虽然没有土地，但因为他们跟地主签了“长期确保我承租你的土地来种”的契约，或者是口头约定，保障了佃农有“稳定地被剥削的权利”，如果佃农没犯错，在永佃权的保护下地主也不好随便剥夺佃农的承租、把田随意转租给他人。
甚至地主把田卖了，新的买家也要确保旧的佃户继续租地，有点类似于现代民法中的“买卖不破租赁”，卖房不影响旧租户未到期的租约继续执行。
而李素发展蜀郡工商业以来，诞生的首批工人，无论是矿工、织工，还是盐工、码头工人，只要是全职的，他们大多是从不但彻底无地、甚至彻底没有永佃权、求佃不可得的最无产赤贫里来的。
换句话说，因为蜀地平原面积狭小、百年来人口膨胀，有那么多人求为农奴而不可得，求一个“稳定交租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才沦落到工人。
挺像1860年米国南北战争开打前，南方农场主为自己制度的辩护：黑奴怎么了？好歹我们的黑奴都有一口饭吃，没有失业问题。北方杨基佬搞的工业化早期，还有那么多失业工人想回来当农奴都没资格，直接活活饿死呢！
也正因为苦大仇深，这些人一旦被打土豪分田地后，对新政权和变法的忠诚度也是最高的，几乎让他们干啥就干啥。
唯一可惜的是，因为这次变法中奸商豪强们哄抬的是锦价，所以受益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纺织工，而铁匠、矿工那些壮劳力苦工受益并不大。
而纺织工绝大多数都是女人……这些人的忠诚度，在这样的乱世，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要是弄个几万苦大仇深的矿工铁匠誓死效忠的话，李素都能建议刘备直接把这几万壮汉拉上战场当兵了，再配点好装备，忠诚度绝对有保障，肯定能平推。
变法的经济战打到这一步，推演已经远远超出了李素最初智商预料的极限。
他要是知道会闹到那么大，当初说不定就把铁器和其他重劳力工业品纳入租庸调的可置换纳税品清单了，那样现在收获十万矿工铁匠死忠，还不美滋滋跟戚继光招义乌兵一样爽。
只能说人智犹有尽头，再远见卓识的人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
随着时间进入八月下旬，为期一个半月的秋税征收季，也终于要到头了。
把杠杆加到最大的五郡土豪奸商联盟，最终也是没有顶住李素的工业化萌芽的蜀锦抛盘。
直到八月十五，按照官府统计，蜀郡的百余万人口，还有三十多万人没有缴纳户调和庸役的代役钱。这一天，蜀锦的成交价还被顶在三百六十钱一丈的高位，焦急的未完税农夫们还在苦熬等待。
但第二天，随着又有两万匹以上的宽锦放量出来，囤积方终于彻底资金链断裂了，再也托不住那么多货。
成都的蜀锦价格在当天跌破三百五十钱，傍晚就回落到三百二了。一天之内有十几万还没缴户调的百姓蜂拥上车，抢着把税缴清了。
第三天一早，汉中王府专门发布了教令，主旨是“把蜀锦的价格打下来”，宣布之前有人搞事情，破坏百姓纳税。随着无限量的供应，最后稳稳定在三百钱的官方指导价上。而随着最后一批缴税百姓都缴完了税，不需要贱卖粮食高买蜀锦，也就意味着那些土豪们继续撑下去也没了意义——
虽然他们还能继续死磕，就像是买了股票高位套牢的人，可以不卖不套现，显得他们的“账面资产”依然值不少钱。但问题是他们想要转嫁的散户已经不存在了。
百姓们大多朴素，不想贪婪爆赚，他们也不屑于炒作，普通百姓卖粮也好，买锦也好，都是为了缴税。缴税缴完后他们今年剩下的时间都可以不参与市场交易，也就不会来接盘了。
“利用秋收季节缴税标的涨价、粮食价格下跌、搞剪刀差盘剥穷人”这套从秦朝开始运行的商业模式，再次被官府击溃了。
之所以要加个“再次”，是因为汉武帝的时候，桑弘羊当大司农时，曾经短暂做到过。但很快桑弘羊就亲自扮演了这个盘剥百姓的角色，官府直接下场赚差价。桑弘羊死后，全中国的地主土豪又开始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三百年了。
而李素现在的区别就是，他是真心让刘备搞个“官方保护价”，只是托底的，但他不会让刘备亲自下场。比如这次他只在粮价跌到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两百钱一石才出面托底。而锦价上涨时，他也只是抛盘抛到回归三百钱的指导价就停手了，不会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