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宋代之前的唐朝人一点也不阴性，唐人争霸四方，始终压迫着周边小国而运行着，但是唐灭后五代十国给中华带来的灾害让华夏人不得不反思，从化根基上寻找克制动乱的法宝。
特别是化发展到宋代，由于宋代时国家时常无缘无故地挨周边邻居的揍，以至于宋人更加想要一种讲理的化，你不能动不动就揍我，你揍我你得有原因吧，于是宋代士大夫们就想起了《易经》，想从《易经》中找到老是无缘无故挨揍又不讲理的原因。
最终他们发现《易经》有河图与洛之分，并且他们找到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界线，找到了凡事说理讲理的方法，也就是今天国人凡事论理不论人的处世之道。
而朱熹理学的理论基础正是来源于易经先天八卦的阴性化的部分，所以朱熹在强调讲理之时，又非常强调和谐、包容和顺序。但是他又极力排斥私欲和女人。
朱熹和孔子一样都是想通过易经原理来抛弃阴性柔弱化的根因，建塑一个阳性男权的刚毅世界，让中国人站起来，免受异族入侵伤害之苦。
其实化的产生虽然有根基性，可是时势也会改变化的根基，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
我们今天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化根源，就是为了更好的谈判，在农机机造厂的改制问题上，从深层次谈判好这次改革，把机造厂改造好，让它为社会创造价值。
通过讨论，不难看出任何形式的化债为股，或重新借贷都是一次交易、一次契约，一次互利合作和一次风险行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使用化债和借贷手段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次风险操作。
双方都要设定最严厉、最完善、最符合双方利益的交易规则。
那么要实现这一切就需要有刚性精神，要有责任、有担当、有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有父亲般的脊梁。
这里就要求少一些母权化的因素，少一些讲温顺、娇柔、矜持和被动承纳来自阳性攻击的，以及用羞涩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的化。
有阴性母权化并无可厚非，它讲隐忍、含蓄、和谐、包容、公平、中庸、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虚伪、掩饰、隐藏、欺瞒等等柔性精神，这些一样是人类生存中的优秀品质。
只是行动上讲含糊、糊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讲“天人感应，人人为公”，讲“天下大同”等等一系列有母性概念的化，就难免让人犯糊涂、活稀泥、做和事佬，容易站不稳立场，容易成为汉奸。
待包全新说完，童吏接过包全新的话说：有化很重要，化是灯塔，可以左右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对一个人而言，化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行动方向，对一个群体而言，化可以左右一个群体命运命脉。《易传·系辞传上》第一章说：天高地低，乾坤定位了。高低位置已经肯定，上下位次已经定义了。在高处的天发动风雷雨电，在低处的大地以静态承接来自天上的攻击，这是自然常态，正是刚性和柔性的区别。
这里明确说明天乾、地坤、乾男、坤女，天作始，地成物。
天决定地，地承载天。
天男以动则刚，地女以静则柔，并形成二元结构。这是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认定的刚性化和柔性化之理，两种不同的化结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刚性化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男权意识，而以柔性化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母权意识。
追求刚性化的人讲责任和担当，讲规矩、讲法治，而追求柔性化的人讲承纳和包容，讲含蓄，讲混沌。
持刚性化的人讲智慧、善良、情感、欲望、意志、感觉、纯真、勇敢、刚毅、直率、责任和担当的化，行为上讲尊严和权威、讲民粹、民主、进攻、掠夺、野蛮、占有和侵害等等刚性精神。
持刚性化的人重视信义和契约，讲究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而持柔性化的人则重视道德和承诺，在人事问题上更多存在依赖心理，不讲责任和担当。
然而，任何形式的化债为股或借贷都是责任和担当，是一次交易、一次契约，一次互利合作和一次风险行为。
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使用化债为股或借贷手段之前，必须要知道这是一次风险操作，不能含糊，不负责任。
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要有责任和担当意识，在契约成立之前要设定最严厉、最完善、最符合双方利益的交易规则。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刚性精神，要有责任、有担当、有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有父亲般的脊梁，所以弘扬男人化是这次经济活动中必须坚守的秩序和原则。
而持柔性化的人多数都非常物性，讲天理，讲遵循自然法理的仁义道德，这是母性富含柔怀、承纳、包容、含蓄，混沌造成的。
建塑完善的刚性男人化意识，建立完善的、严厉的、符合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益的风险借贷制度势在必行。
严厉打击以借贷手段欺诈民众钱财的个人和企业，一旦发生债权和债务违约，处罚也以最严厉执行。即便矫枉过正，也要建立起天朝信用理念和契约精神的铁塔，建塑刚性的信用借贷制度体系。
正是：
责任担当看阳性，承纳包容在阴性。
阳性追求信和义，阴性贯彻仁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