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到底怎样来理解，这其实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基本上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
抛开理论，就说我们自己的经历，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长期面临缺银、缺金、缺铜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的国土上这些矿藏确实不多。
比如中国的银矿，含银量的比例大多在1以下。
然而南美洲的超级银矿波托西银矿其含银量则在50以上。
这是先天的巨大差距。
另外一方面，历代统治者都会限制矿藏的开采，原因有很多，比如明朝初年洪武、永乐两位皇帝主动限制用金银交易，并直接判定它违法。
为了落实这项规定，开矿这个源头自然也要被控制住。
现代货币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如果长期缺乏充足的货币供应，那么就会通缩，这种不健康的状态，自然也发展不出什么经济。
好在我们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但这个局面，在明朝末年也就是隆庆开关以后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为大明的瓷器、茶叶、丝绸在对外贸易中过于占据优势，而且价格远远低于在世界其他地区，
所以当西班牙人第一次抵达菲律宾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发现，
如果开采南美的银矿，
到太平洋西岸交换为大明的各种物资，然后再运回本土或是其他国家，
他们马上就得获得超过200以上的收益。
除此之外，大明的黄金与白银比例为1:，而在西方同期的比例则为1:12，这其中的利益也非常巨大。
简单的换算就知道了，载着00两的白银抵达东方，折算成100两黄金，再回到西方就可以变成1200两。
这只是其中的两种获利手段，实际上还有更多。
总而言之，在巨大的利益推动下，隆庆开关后的百年间，大明就像一个白银黑洞，吞噬着世界各地涌入的白银。
而忽然充足的货币供应，对社会的直接影响亦非常明显。
首先就是商品经济的快速繁荣，
因为进入市场的货币多了，拥有大量货币的人，或者说叫富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就会开展再投资的经济活动。
等到繁荣期过去以后，过量的货币供应就会导致银价下跌，物价上涨。
王守仁所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话说回来，正德二十年的朝廷要求更新鱼鳞图册，他治下的南直隶几府大多都没有完成这项工作。
山东快，一个是刘健的功劳，但在客观上，那是因为山东的经济形态变动不大，土地交易规模有限。
但王守仁完不成，也不是他没功劳，而是因为江南的土地变更的太多了。
从春天到夏天，一直没动静的情况下，王守仁也着急了。
于是乎他开始走出巡抚衙门，开始到各个地方实际进行了解，他在做官的同时，在江南也进行了大面积的学术传播活动，提倡知行合一的他，绝不是只坐在衙门里办公，而是会根据实际的需求去了解当下的变化。
从南京一路走到松江府，他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松江府的现任知府是王以旗，正德六年进士，他向王守仁禀报，“自正德十六年朝廷在江南地区改良税法，由农田改为桑田的现象便屡有发生。朝廷如今要重新更新鱼鳞图册，但却没有当初的人力支持，眼下已经是加急在做了。”
王守仁在江南这么些年，他是了解这个情况的，“苏湖熟、天下足，这个说法真是要改改了。本官此次遍访诸县，就是要将这些都了解清楚，以便向皇上禀报。”
无商不富是不假，但是无农也不稳啊，江南这块地都种桑、不种粮，平日里还好，但就怕有个万一。
说起来朱厚照在江南地区的经济改革是最为‘激进’的。
首先是路引制取消，因为商业社会要求物资、人员、资本的快速流通，慢下来都是成本。
其次是赋税制改革，
因为取消路引，官方不再掌握人员的流动，自然就没办法再收取人头税。
所以不得不推行土地税和人头税的合一。
实际上就是加征土地税，取消了丁税这个说法。现在民间到底多少人口，朝廷已经没有准确数据了，但其实也别太高看自己，原来也不准。这个事是另外一项社会制度改革，暂且不提。
总之，这是关于税收比例问题。
在税收收取形式上，朝廷亦有改动。
正德十六年，朱厚照首先在南直隶地区推行后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德十七年这个范围扩大到杭州、湖州、宁波三府。
不过他所实行的一条鞭法，并不完全同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看到的是传统赋役法的弊端，将所有税收统一以白银形式收取，方便的是官府、朝廷。但他强制推行按照白银收税，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说，大明虽然经历了白银货币化，但大明太大，穷人占据了9成以上，这些人都靠种地过日子。小农经济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也没有深嵌到商业交易之中。
那么问题来了——农民，哪来的白银？
原先种田纳粮，现在要种田纳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