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四年，也就是西元1509年，皇帝朱厚照已经十九岁，按照古人的算法，说他是二十也是可以的。
距离上一次的良乡之战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除了京师这一路的战事，西北榆林、宁夏的战事在杨一清和王守仁的指挥下也顺利获胜，不过没有抓到火筛，火筛带着千余残兵逃回草原，时刻还要防备着明军会不会再来一次‘剿套’。
京师方面。
杨一清在西北战事结束以后，卸下三边总督的担子，回到了内阁的值房里协助皇帝处理朝政。
按照皇帝在正德三年大朝会之后的梳理，内阁之中也普及了‘职责分工’这个新概念。
杨一清比王鏊、王炳都更早入内阁，自然可称首揆。既然是首揆，担子都会重一点。皇帝要求他主要联系吏部、兵部、礼部和通政使司。
王鏊则负责联系户部、少府、工部事务，王炳负责联系刑部、大理寺、都察院。
同时他们两人都有协助杨一清的职责。
所谓联系，这个词很妙。
它只在‘重大事务’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比如说马政，战马是这个时候的‘战略物资’，自然属于重大事务。
马政归属太仆寺管辖，太仆寺隶属兵部。朱厚照在处理马政相关事务的时候，就会要求内阁首揆、兵部堂官、太仆寺卿都要参加。
这样就能形成一种‘重大事务’都有内阁阁老牵头处理的局面。阁老是百官之首，能调动的人员、资源都无可比拟，手中所负责的‘重大事务’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家战略，任谁也轻易不敢违逆。
除此之外，因为马政涉及到银子、修缮一些建筑，那么就需要户部、工部一并参加。
而对于特别特别重大的天字号事务，例如河套军管区，那么就是内阁、六部全部参加。
因为王鏊、王炳本身也有协助首揆的职责，碰上事情的时候按要求都要全力配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推诿、不配合、不是自己的事情拼命的往外推这种现象，这就属于政治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摩擦与磨合，不闹大没事，闹大了之后自然会有皇帝来解决。
对于朱厚照来说，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定点到人：是什么事情，就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出了问题，能知道找谁。
所谓人人都管，就是人人都不管，上百号臣子在奉天殿七嘴八舌说一通，结果没人真的去干，或者干出问题来了没人负责，那就很不好。
这种责任体系的重塑，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不要指望这样就能去除原本官僚体系中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腐现象等等弊病。
但是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在面临重大事务的时候，可以让皇帝的意志有效的贯彻，因为它在层层推导，推不下去的情况当然会有，但没关系，过一段时间皇帝会问的。
一旦实际的效果不理想，就会促使链条上的官员出现‘不得不欺上瞒下’的冒险行为，从而迅速推高他的政治安全成本。
简单的说就是：胆子大你就骗。
这样会比‘政令不出紫禁城’的情况要好很多，也比让一众官员闲着没事儿干要好很多。
朱厚照是更习惯于这样，他现在的早朝已经变成三日一次，而更多的政务处理形式变成了以他宣召责任官员为主。
这样一来，正常的政务有官体系处置，而皇帝会抓住重大事项，整个国家自然就有人在管理了。
一年半以来，除了内阁的变化。
京中各部大臣也有调动。
王炳入阁以后，不再担任兵部尚，皇帝调原陕西巡抚齐承遂入京接替。这是复套成功之后，对各有功官员进行封赏的又一例证。
齐承隧原先属于杨一清集团，西北几年两次大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再说能得杨一清认可，便说明此人并非酒囊饭袋。
朝中清流官员其实不少，但朱厚照不愿意让这种人染指兵部。
到时候他不喜欢周尚、杨尚义这些偏向于进攻的大将，对他们一顿打压，再胡乱调动一通，还要皇帝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倒不如还是任用原本军功体系中的人，他们相互熟悉，对于边关大将来说，也便于和京师保持稳定、平和的关系。
另外，三个多月前，刑部尚闵珪致仕，他是宣德五年（130年）生人，七十九、八十的年纪实在是很大了，所以三次递上辞呈，朱厚照便准允他归乡养老，只不过当时还是冬天，所以便想着今年春天返乡。
闵珪是浙江湖州府人，只要天气稍好，就可以乘船一路南下。
其实除了天气原因，还有一点促使他没有着急回。
便是历经两年的修建，京师之中的藏园正式落成了。
藏园坐落在京师南城，整体上由假山、人工湖、楼而组成，并以缠绕其中的长廊、亭台、阁做点缀，各种花草、绿树当然也是不缺，可以这就是一个生的‘皇家
别院’。
为了保证一定安全性，藏园建有墙院，只开了一个南门，大门上方藏园三字，由朱厚照亲笔赐匾。
左侧石墙上刻有立建此园的目的，也是引用的一个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