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七个字。”
老人把手机递还给张哲翰，缓缓说道。
张哲翰注意到他说的是“七个字”而不是“七个符号”，这不起眼的细节差别可大了。
“字”是可识可读的，“符号”就不一定了，字在未被解读之前都是符号，符号在被解读之后就可能是字。
“曲比哈达爷爷说曾经在您这儿见过这些字。”张哲翰认真地看着老人。
“莫急，小伙子，听我慢慢和你说。”老人还是不紧不慢，示意张哲翰和宁妮喝茶。
“我是说不认识，并没有说没见过。恰恰相反，我这一辈子都在参悟这些字。”
老人说罢，颤巍巍站起来，走进里屋，端出一个红漆木匣，放在茶几上。
木匣和曲比克刚漆器工坊里的漆器很像，只是这个木匣实在是太破旧了。
木匣上的红漆明显是长期抚摸导致了颜色变化，已经不是大红色，而是褪成了赭石色。
黑漆和黄漆描绘的花纹只依稀可见，露出了漆器的木坯。
老人不知道从哪儿取出一把小钥匙，捅开了木匣上的小铜锁，打开木匣。
木匣打开的一刹那，一缕金光破匣而出，在天花板上闪过。
张哲翰吃了一惊，这种神佚物才会有的景象，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张哲翰和宁妮都站了起来，老人摆了摆手：“别慌，坐下坐下。”
枯槁的手，从木匣里拿出了一片羊皮卷，和一个金色的面具。
“我这一辈子也没搞明白，这金光是怎么回事。只要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就会发出这道金光。”
张哲翰特意戴上早就准备好的白手套，接过羊皮卷，慢慢打开。
羊皮卷看上去非常陈旧，暗棕色，有点像故宫里古画的颜色，但摸着却很有质感和韧性，一点不像古画那种腐朽的样子。
非非测量的数据是36x5厘米，厚03厘米，年代不可测。
从一进门，非非就全程开启，进行记录、录音和录像，这是纪录片导演的基本素养。
羊皮卷中央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用朱砂色勾勒的抽象虎头，线条流畅，神采飞扬。
虎头的下方，同样用朱砂色写着三行符号或者说“字”，三星堆发掘出的那个符号，都在三行之中。
“彝族自认为是‘虎的民族’，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彝语称虎为‘罗’，多数彝人自称‘罗罗濮’，意思就是‘虎族’或‘虎人’。”老人介绍说。
“这些字您不认识吗？”张哲翰抬头问老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把它们都念出来。”老人用手在三行“字”上比划着，一个一个念了出来。
不是很长，听着和彝语差不多。
“我参悟了一辈子，也没解读出是什么意思。”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遗憾。
张哲翰戴着白手套的手拿起金色面具，一靠近羊皮卷，又发出一道金光。
但张哲翰却没有读取到任何神佚物信息，羊皮卷和面具都没有。
“这两件东西是怎么来的？”宁妮问道。
“是我的老师阿苏拉则传给我的，他说，这是第一代毕摩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的遗物。”
这三个名字张哲翰都听说过，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是邹氏家主说的，阿苏拉则是一代彝族毕摩大师，至今美姑县城还有阿苏拉则藏经楼。
“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是什么时候的人？”张哲翰问道。
“毕摩经记载是一万年前，学术界认为至少是夏朝之前。”老人介绍说，“彝族明比黄河明要早很多，最初的古羌人，一支去了黄河流域，一支南下到了西南，成为彝族的祖先。”
“所以无论是彝族化还是三星堆明，都和中原明完全不是一回事？”张哲翰说的其实是段院士的观点。
“你看看三星堆的青铜器，那种铸造技术，那种审美观念，中原出土的青铜器哪个能比？还有三星堆面具上的那些弧线，即使是欧洲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也望尘莫及。”
老毕摩竟然学贯中西，这也不奇怪，毕摩原本就是彝族化的集大成传承者，语言、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历法、民俗、伦理、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无所不通，他们世代学习，学习的内容并不限于彝族本身。
“这么多代的毕摩，这么多宗师大家，都没能解读出这两件东西？”张哲翰将话题归拢回来。
“都没有，我和我的徒弟曲比哈达穷尽一生，也未能参悟。我感觉可能非人力所能为。无法破解的传承，传多少代都毫无意义。”
“我们采访过的学者中，很多人都非常肯定地说，三星堆之谜的钥匙，一定在彝族身上。也许这两件东西就是他说的钥匙？”张哲翰试探着说。
“可谁又能破解呢？我老了，我徒弟也老了，再往下的毕摩已青黄不接，难出大家。”
“您为什么不把它们捐给国家？”张哲翰不解。
“我捐献过了，但他们不收。”老人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