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抵达维堡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个年月的火车，速度不是一般的慢，上午出发到晚上才走完这一百多公里的路，甚至就这还是专列，其他普通列车如今在停在路上让车呢！
作为志愿军的总政委和后勤总司令，从五月十五日开始，这一万六千人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都归他负责。实话实说，参加革命一年多以来，这还是某人第一次独当一面，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小斯、斯大林他们的辛苦。
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虽然进入芬兰的志愿军连同红鹰团一起才一万六千人，但这一万六千人的衣食住行都是事儿，稍微出一点儿纰漏，就可能影响全局。
“炮弹错了？”听了手下的汇报，某人啧了一声，不可思议地问道：“炮弹怎么会出错？”
在志愿军第二师（也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红八军一部）原本的炮兵团的基础上，中央为了增加志愿军的战斗力，特意组建了一个炮兵旅，下携三个炮兵团，装备了三种口径的火炮，包括1909式6毫米山炮36门，1910式105毫米加农炮2门，以及1909式122毫米榴弹炮2门。
应该说这个炮兵旅还是相当强大的，但出现的问题也让人哭笑不得。1910式105毫米加农炮应该算这其中射程最远的压制火炮，比神马6毫米山炮威力大得多，但偏偏后勤部门的人就给这种加农炮配发了一种完全无法使用的弹药，那群傻瓜将1909年式施耐德105毫米山地榴弹炮的弹药发了过来。
这两种弹药虽然都是105毫米口径，但是完全不通用，等于是说志愿军威力最大的压制火炮还没上战场就先废掉了。这种错误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把这批炮弹退回去？”
李晓峰白了这货一眼，心说你还真是老实，退回去调换能用的炮弹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某仙人知道不能这么干。从彼得格勒通往维堡的交通线路运力十分紧张，调度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连轴转。这时候将几车皮弹药往回调。不是增加交通线路上的负担么。
“通知红军总后勤部，告诉他们炮弹不对，让他们赶紧地将能用的炮弹送过来！”李晓峰很不客气地说道。
“那这批炮弹呢？”
李晓峰又看了这个傻瓜一眼：“暂时存入仓，等合用的炮弹送到了，到了运力缓解的时候，再还回去。”
这个参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眼神中。李晓峰不难看出迷茫和惊讶。对此，他只能说这孩子太老实了，根据他跟红军和苏维埃有关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先退炮弹绝逼是找不自在。那群官僚主义气息严重的家伙收回炮弹之后，肯定要倒打一耙，不会承认是他们出错了。反而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往志愿军方面推。
扣下这批炮弹，就等于掌握了打脸的证据，一旦那群货唧唧歪歪的不配合，李晓峰立刻就可以拿着相关证据去导师大人那里打小报告，虐死这帮二货。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这尼玛也太官僚主义了吧？没错，俄国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么官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虽然开除了一部分沙俄旧官僚，但是不管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可能一举将所有沙俄时代的“公务猿”统统开除了账。
导师大人和二导师都没有这么二，将所有的官吏全部赶回家，固然是完成了大扫除，固然是达到了革命的纯洁性，但是那么做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国家机器完全瘫痪了。谁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谁来办事？
所以当时的做法是，清除了领头掌印的，取代他们职位的是先进的老革命家。下面办事的人，除了一部分成分实在太高，或者有反革命倾向和干脆就是反革命的家伙，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
这么做肯定是迫不得已。不管是导师大人还是托洛茨基都知道这绝对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没有办法，党内可用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哪怕是从191年开始党员呈现爆炸数量增长。但是其中忠心可用的人才实在太少，不足以一比一的去替换沙俄留下的旧公务猿。
所以只能用老革命当领导当带头人，牵头搭架子，先凑合着把国家机器支撑起来。剩下的事情等一边革命一边慢慢想办法吧！
问题是，官僚主义这玩意儿真心是会传染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革命都有着崇高的觉悟，党内之前扯皮打嘴炮的事儿就不少，学习了沙俄时代先进经验之后，这帮货中的一部分开始变得愈发地让人厌恶了。
办事拖拖拉拉踢皮球，那根本就不叫事儿。更可气地是这帮货十分擅长于推卸责任，一不留神你就得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擦屁股和买单。领教过他们厉害的李晓峰自然的要提高警惕。
果不其然，后勤部的这帮孙子一开始根本就不认账，张口闭口打官腔，愣是说李晓峰搞错了。直到某仙人带着证据去列宁那里狠狠地告了一状，才让这帮货老实一点。
可以说李晓峰进入芬兰之后，开门就没遇见好事，当然，跟国内的这些官僚相比，外国的政客也不是什么好鸟。西宁这个货一如既往的不给力和扯后腿。按照中央的要求，这个货应该在科沃拉打一场轰轰烈烈地阻击战，尽量的为志愿军多争取一点儿时间和空间。
可是这个货倒好，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口号更是喊得震天响，什么与科沃拉共存亡啦，什么誓死不退啦，不过等白军一到，这个货的部队简直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乎是拱手将科沃拉送给了敌人。
丢掉了科沃拉还不算完，这个货带着他的部队一股脑地就涌进了维堡，沿途这上百公里根本就没想过要抵抗，连做样子的抵抗都没有。直接导致了白军兵不血刃地就开到了拉彭兰塔。几乎就到了维堡的鼻子底下，根本就没给志愿军任何准备的时间。
“敌人昨天进行了两次火力侦察，虽然规模不大，但可以预计即将在近期对维堡发动总攻！”任辅臣阴沉着脸看着西宁说道。
任辅臣之所以对西宁没有好脸，倒不是他鄙视某人不会打仗。在这方面中国人一贯厚道，哪怕瞧不起这货，也不会当面表现出来。至少面上是会给西宁留十全的面子。
之所以好脾气的任辅臣对西宁一肚子火气，主要是这个货太奇葩了。溃退下来的芬兰赤卫队逃到维堡的时候，本着阶级情谊，任辅臣尽可能的照顾了这些逃难的兄弟。可谁知道西宁不光不念好，反而东挑一个刺，西找一个茬子。还颐指气使的命令任辅臣干着干那。
这也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西宁抵达维堡之后，一不组织收拢军队，二不加紧备战，全副心思都放在了打击反革命份子上。这货将所有失败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了“反革命份子”身上，断言芬兰革命之所以遭受重大挫折，主要的原因是两条：“第一。就是反革命份子的破坏；第二就是德国帝国主义军队的干涉。”
至于谁是反革命份子，西宁虽然没有明着说，但意思也是非常明确——红鹰团就是反革命份子，断言红鹰团已经跟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就是人民的敌人！
本来驻扎在芬兰的这几个月，红鹰团跟周边的群众关系还不错，至少算得上和睦。但是西宁一来，就大搞批判。大搞株连，凡是跟红鹰团关系好的，跟红鹰团有密切接触的都是反革命份子。把好好的一个维堡搅和得鸡犬不宁。
你说说，换你是任辅臣，能对这种货有好脸色！
会议室里除了任辅臣，志愿军的高层，包括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和某仙人都在。对于任辅臣反映的消息，都在默默地思考对策。其实也没啥好思考的，战略纵深已经没有了，只能在维堡周边地区打一场碰头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