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帝国早已经失去了这笔岁入，下官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件事记录在案而已。如果诸位大人认为这七十万的赋税真的不能减免，则下官可以将它分摊给陕西剩余的八十二个县——反正就算保留原有行政编制的结果也是一样。”阎渔樵上前一步，小心地拿起蹇尚丢下的报告，理了理放回原处。“再者，阎某自问对帝国的忠诚无可挑剔，宁可自己承担不力的责备，也决不会用拖欠、残缺的数字来谋取赞赏。”
“若只是区区七十万钱，不过帝国岁入总额的千之二三，我也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和你小题大做。然而——”蹇尚突然加重了语气，“放任一个封疆大吏擅作主张改变帝国的法令和制度，这无论如何也太出格了。要是两京十三司外加西洋行省的主官个个这样恣意妄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故太师张居正行一条鞭法，规定天下财赋均折以银两结算交割，你却为何偏要反其道行之？”
“大人此言差矣。”阎渔樵对蹇尚的指谪只是淡淡一笑，回答道：“陕西土地贫瘠民生凋敝，其情殊不同于东南各省，不能一概视之。以万历十年的情形而论，陕西一亩中田产量不过两到三石，只相当于江南一带的四成水平，但粮价却是南京的六倍。换句话说，陕西每亩田地所缴纳的银钱是……”
“是江南的两倍以上，这我知道。”蹇尚不客气地打断道：“但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万历十三年平叛战争之后，户部在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与清查，新增税田面积超过一万顷。再加上边防军力的削减以及军户屯田制的撤销，百姓的实际负担绝对比万历十年大为降低。”
“可您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阎渔樵道：“边情缓和及军力缩减表面上减低了税户的负担，但反过来说帝国每年输入陕西的银两也大为减少。失去了这笔最主要的现银来源，陕西根本就无力承担一条鞭法规定的沉重义务。”他伸出手指在报告上点了点，继续说道：“若您更仔细看看这份行省报告便会明白，由于流通货币的极度缺乏，布政司不得不增设铜炉一百余座年铸铜钱逾十五万贯；此外，我们还印制了五十万贯宝钞……”
“如果你对帝国的经济史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铜币和宝钞的滥行曾经带来过多么大的混乱！”慕容信光突然拍案起身厉声道，“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
大学士们接二连三的打断显然让阎渔樵有些不悦，“慕容大人，陕西不是新大陆，我们没有那么多银矿和土著奴隶。要是诸位大人有所怀疑的话，你们可以派人到西安去实地看看！看看帝国境内居然还有因为缺乏流通货币只能以物易物的市场！真见鬼，在实施之前总督府早已考虑过了可能的情形，所有铜币都严格按照‘铜六铅四足一钱’的规范铸造；至于印发的宝钞，布政司以官府统一采办的方式流入民间，再通过一些商业税收回笼，货币流通的数量和范围都得到严格的控制。”
“这正是我所不理解的，阎大人。”吴若秋道：“帝国一直奉行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府统计和记录应缴的税收，农户们将税粮和供奉运往对应的仓廪，再由物资管理人员调往所需的部门。包括驿马和劳役在内的各项服务也以同样的方式供给。这项制度两百年来运行地无可挑剔，为何您现在要对其大作调整？”
阎渔樵对礼部侍郎的温言报以礼貌的一笑：“吴大人，这都是因为陕西太穷，一两银子、一石稻麦都浪费不起，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行政运作的效率。您看，在税收总额变化不大的基础上布政司尽可能地作出调整，使税率依收入多少而累进，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穷人的负担。此外，所有税务都以现款的方式缴纳到地方县衙，避免了过去长途运送的额外负担。总督府再根据各部门预算将税款统筹分配，支付俸给和采办物资、服务等。”
吴若秋若有所悟地点点头，“我是否可以理解成，税户们除将现金缴纳到所属官府之外，不需要再承担其他任何的负担？例如物资的运送、损耗以及工役等等。”
“正是如此。”
蹇尚不由哼了一声，“荒谬！这么一来地方官府的开支起码会增加三成！”
“不错，但是这些费用我们可以通过附加税的方式向税户征收，这样既无损于帝国财政，百姓们的负担也大大得以降低。根据布政司的估算，此法若是在全国推行，一年至少能节省下两千万银圆。”
“真像你说得这么简单么？”慕容信光反驳道，“如此一来光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每年经手的税款就可能超过十万银币。这其中包含了官吏俸给、安全防务、驿站管理以及其他上百项开支，这其中的复杂程度绝非一个小小的县令所能掌握的。及于州府、行省，乃至帝国户部中枢，那些浩如瀚海的帐目将远远超出帝国所能操控的极限！”
“慕容大人，您曾在西洋任职多年，应该熟知彼处情形吧？”阎渔樵不作直接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反问了一句。
“那是自然。”
“那大人想必知道，西洋颇多豪商巨贾，其家资殷厚富可敌国。这其中往来帐目的复杂程度恐怕远甚于一个小小的县城吧？蹇大人，当年您在番禹屈就之时，每年手下进出银钱动辄亿万，为何现今贵为帝国重臣却怕起管账来了？民间既能如此，为何我们官府就做不到？”阎渔樵瞟了为之语塞的蹇尚一眼，又继续说道，“陕西行省八府一十九州八十二县，全部衙门都已经配备了专职的会计人员，统一采用西洋商会惯用的龙门式复式帐簿。布政司增设审计署专司审计查对帐目，循例每年一、四、七、十月核对州县帐册，五月、十一月核对各府帐册，十二月校对整理行省总目，制成的报表随当年上缴国的税银一道承献北京。此外，审计署每两年一次对全省土地户口复核登记，据此拟定来年的税收计划。”
“嗯，这想法倒是不错。”一直沉默在旁的工部侍郎舒时德道，“然而操作起来是否切实可行呢？民间土地买卖十分频繁，积年下来往往产权纠纷争执不断。大多数情况下，下级官吏不行实察即以武断行事，业户乡民则更是顽劣不化，地方豪强欺民霸田的恶事如何避免？”
阎渔樵从官服袖子里摸出一叠纸券，双手递到舒时德面前，“大人请看。”
舒时德接过来细细一看，却见这纸券上写得分明，乃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地契：第一页的白桑纸上载有买卖双方签字画押的契约条，第二页是淡红底色的官方证明，最后一页的契尾上粘贴着户部发行的印花税票据。他不由微微一笑，“就凭这个？我的总督大人哪，这和帝国上下两京十三司一律通用的格式有何不同？”
“不错，其中并无多大分别。”阎渔樵平静地回答，“同样是一契三联，白契、红契和契尾一样也不少。”他顿了顿，直看到大学士们眉头微微皱起，这才继续说道：“只是其中一条小小的变化，红契上不再加盖县衙的印钤。”
舒时德有些惘然地将目光再次投向手中的，“律法廷？”
“不错。”阎渔樵道：“像知府、知县这样的地方官员，集行政、司法、财政三权于一体，即使不发生权力的滥用，也难免在行事中不生偏倚。此外，宗族势力对民事仲裁的过多介入也是法令难以通行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在陕西改组职官体制，于每县增设侍廷尉一职，执掌律法廷负责司法裁判，上至权贵下达乡里，无不在其职权之内。”
“这不可能。”吴若秋摇着头，一脸苦笑的样子。“宗法礼教是最简洁有效的裁判方法，乡民愚钝无知，不可能个个都深通大明律，也不会样样按照诰法办事。”
“这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阎渔樵坚持道：“陕西已经在乡里开设了不少讼馆，这些讼师将负责向百姓宣传和讲解官府法令，并帮助他们解决司法上的难题。当然——”他有些不无恶意地讽刺道：“那些仕官无望的旧式儒生们发挥了不小的用场。”
“原来是这样。”舒时德淡淡地点了下头，“蹇大人，您看呢？”
“可以交由议政院讨论一下。”蹇尚面无表情地回答，他顿了顿，又转向阎渔樵道：“阎大人，蹇某素知你军功显赫，想不到执政地方也有如此杰出的才干。短短一年时间，不仅稳定了陕西动摇的政局，还弄出了这么些新举措，实在难能可贵呵。”
“大人见笑了。”阎渔樵不卑不亢地略作颔首致意，“渔樵一介莽夫，哪里懂得这许多道理。能够取得目下的成就，全都多亏了忠武王大人遣往西安府的三位学政大人。”
果然是这样么。蹇尚不动声色地与其他大学士们交换了个眼色。无怪乎阎渔樵敢于这样大张旗鼓地施行新政，原来背后是有帝国大学撑腰。如此想必也是在忠武王默许之下的吧。
尽管在名义上，北京帝国大学隶属于礼部管辖，然而在场的大学士们自然清楚，帝国首相萧弈天钦赐那道“诸司各部不得干预问讯”的铁牌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再者说了，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们个个桀骜不驯，对旧大陆官场所视甚轻，能够让他们真心听命的不过忠武王一人而已。
“那么您看，诸位尊敬的大人。”阎渔樵趁机再进逼一步，“现在陕西的新政已取得一定成效，我们希望这份成绩能够得到内阁的许可，以及……一份保证其合法性的正式件。”
“内阁会考虑你的要求，阎渔樵将军。”吏部侍郎胡波开口道，他做了个明确的手势暗示会见已经结束。“正式的复将会在不久后张贴于六科廊房。”
“那么，下官告辞了。”阎渔樵微笑着弯下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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