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还想问他很多，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出家的，为什么出家等等，但看到他身上沾满污垢的袈裟，我什么也没有问，便走出了大雄宝殿。
且让历史的流水，来洗涤现实的迷惘吧。漫步在祝圣寺小小的庭院里，我打开日记本，吟诵起几天前才抄录下来的这首诗：
山中有法筵，暇日且逃禅。
林壑生寒雨，楼台罩紫烟。
清斋孤罄后，半偈一灯前。
千载留空钵，随处是诸天。
这首题为《钵盂庵听经喜雨》的五言律诗，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前来朝拜鸡足山，留宿钵盂庵时写下的。
不得志而逃于禅，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心照不宣的退路。1552年，李贽在故乡泉州得中举人后，开始了多年的位卑俸微的下层官僚生活，直到15年被任命为姚安知府，他的生活才算有了转机。李贽被任命为姚安知府前，就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人学者的崇拜。他是有明一代最具叛逆性格的学者，他追求个性自由而不惜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官僚体制交恶。按世俗的观点，他担任姚安知府，应是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他并不留恋这一得之不易的官位，却跑到鸡足山的钵盂庵中听经来了。那时的钵盂庵，还是一座新建的寺庙。李贽在鸡足山中，仅仅留得这一首诗，可见他对钵盂庵的情有独钟。另外也说明，只有钵盂庵的“法筵”隽永有味，讲经的长老能够以一个禅者的思索，来吸引这位当世伟大的思想家的心弦，乃至他发出“千载留空钵”的浩叹。
离开鸡足山后不几年，李贽便毅然卸去姚安知府的官职，跑到湖北的黄安讲学，一年后，他干脆跑到麻城的“芝佛院”削发为僧了。他想把那只闲置千年的空钵，用来盛载他的个性解放的呐喊。
从钵盂庵到祝圣寺，从李贽到虚云，四百多年间，历史的嚣尘一次又一次污染着中国的灵魂。张扬个性自由的李贽和坚持要把“我执”破除净尽的虚云，其人生的追求迥然相异。在历史的星空中，也留下他们绝然不同的回响。但是，鸡足山中的这一座寺院，却使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在“佛”的光辉里产生过某种共鸣。如今，站在祝圣寺院中的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共鸣的余波。透过禅的寂静的表面，我看到它的内核中一触即发的鲜活的精神，它是个人的，又是大众的；它是鸡足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
三 金顶寺谈禅
金顶寺建在鸡足山主峰天柱峰之巅，天柱峰海拔320公尺。从祝圣寺前仰望此峰，巍然耸秀，高标独异，仿佛天地间一尊入静的头陀。
早晨，随行的向导已为我们雇好上山的马匹。从祝圣寺到金顶寺，有十里之遥的泥泞山道。泥桨没踝，几难拔步。因此，山民们便发展了牵马送客登山的业务。十几匹马驮着我们这批城里来的香客，穿行于密密的丛林之中，颠颠摇摇的，开始了我们在鸡足山中的又一次访禅之旅。
顺着泉瀑窜流的峡谷盘恒而上的这一条登山小路，仿佛是一条美伦美奂的画廊。九月的高原的阳光，绝无一点纤尘，因此显得特别的明亮，似乎还略含一点绯色。照在树林里，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翠色与褐色，金黄与赭红，它们互相变幻，给人以瞬间即逝而又过目不忘的美感。而树林中的那些敷着阳光的岩石，也仿佛涂了一层蜜。让人觉得它们温馨，甚至富有弹性。
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我看到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杰出画家希什金的十几幅原作。这位以森林画著称的画家，以他的艺术之笔，捕捉到了森林的灵魂。走在鸡足山的山道上，我仿佛进入了希什金梦幻一般的画境。这里的森林很少能见到年轻的树木。那些松、枫、栗、榉，从其伟岸而又多疖的躯干，可以想象它们古老的程度。我走过的山不算多，但也不少了，一座山上拥有如此众多的古树，于此仅见。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丝丝缕缕的岚雾尚在纵横交蔽的枝柯上缭绕，像是佛寺的袅袅的钟声飘忽至此，挥之不去。偶尔出现的一堵红墙塔院，也让你感到它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某种突然凝固的精神形式。这种感受，在我之前的古人也产生过。
明人诗《游鸡足山至拈花寺》：
才到拈花寺，山情便不同。
门开青霭里，阁耸翠微中。
深径霜铺白，悬岩日射红。
隔林望华首，塔影矗遥空。
清人诗《友人携酒入山》：
十里松阴阴碧苔，石桥流水绕山隈。
老僧入定披云去，居士参禅载酒来。
黄叶落时溪路隐，苍烟断处好峰开。
扶筇长啸招玄鹤，鹰隼回翔莫忘猜。
写诗的人，非禅非名，不见经传的一般人而已。然而，一双云水生涯的芒鞋至此，从未见过的“山情”使他们的感官激奋，导致精神的结晶迅速产生，写出如此美妙的诗篇。
骑马一个多小时，抵山半腰的迦叶寺，此处建有登金顶寺的缆车，我们又舍马登车，二十多分钟后，来到了天柱峰顶。
天柱峰又名四观峰。顾名思义，站在这鸡足山之三十六峰的最高峰上，有四面景色可观。东观日出，看宇宙的这一粒丹心，怎样在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中腾起，于混沌世界中放大光明；西观点苍山下的洱海，波平如镜，丽日娇阳之下，真不知风涛为何物；南观云海，琼楼玉宇，火树银花，看佛国之变幻，是如何的虚无缥缈；北观雪浪，看数百里外的丽江玉龙雪山，一条磅薄而来的游龙，以何等的矫姿游进至大至空的菩提世界。
站在天柱峰上，我在幽谷中行进时的那种恬淡心情，一下子壮烈起来。看脚下密密簇簇的群山，大的如青螺，小的如雀卵，林木如香，岩石如钟罄。山水云气，一片苍茫。对于离群索居者，这是非常理想的地方。你坐在这万山之巅，只能和云对话，和风谈心。我想，最早于此建寺的和尚，其矢志苦修的决心，真是值得我们后代人敬慕。他不但与人隔绝，甚至充满禅意的花、鸟、虫、鱼，也不能进入这一方净土。
在那短命的元朝，金顶寺就是滇西的一座有名的寺庙了。后数百年间，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从万历皇帝到崇祯皇帝这七八十年的时间，是朱明政权由盛而衰，政治上的不祥之兆接踵而来，最终导致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走向崩溃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金顶寺却走向了它的全盛。在当时云南的一帮官员的赞助下，它由一间茅屋变成了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寺庙。尔后又围绕寺庙筑了一座“罗城”，尔后又由世袭的黔国公沐天波，下令把云南省城昆明的太和宫殿移来，作为镇山之宝。至此，金顶寺融佛、道于一城，前观后寺，张天师把门，如来佛坐镇，蔚为大观，成为鸡足山第一丛林。
国家不幸诗人幸，乃是因为诗人都是愤世嫉俗的一群，万方多难，诗人正好振臂一呼。但国家不幸佛家幸，似乎有点违悖常理。乱世乾坤，社稷飘摇，人们哪有闲心念佛呢？不过，想得更深一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世事未卜，人们看不到光明，不乞求佛又能乞求什么呢？
按佛教的解释，所有的对立生于“空”又灭于“空”。单个的人可以遁于空门，但整个人类显然不可能遁入空门，这就是佛教存在的理由。大难将临，人们总是求助神秘的力量。
站在金顶寺的山门前，看山之闲情，思古之幽情，问佛之禅情，一起悠然而至。这山门的造形和釉彩，似乎含了一些小乘佛教的风格，与我在泰国见到的寺庙有某些共同之处。滇西本来就有着小乘佛教的存在，这种建筑风格的揉合，在内地很难见到。
尽管有马可骑，有缆车可坐，然而来金顶寺的游人，仍是寥寥。入得山门，即是铜殿，过铜殿是九层砖塔，过砖塔是大雄宝殿。
在大雄宝殿礼佛毕，出门听得木鱼声。寻声进大殿之侧的一间局促的僧房，只见一个老和尚正在念着《阿弥陀经》。与之攀谈，老和尚告之，他是四川人，出家前在乡村供销社工作，退休后，跑到鸡足山上出家了。“我现在还拿着退休金呢，每月我的儿子去领。”老和尚这么说着，似乎还有些得意。我顿时对老和尚出家的动机产生了疑问。于是问他，“你知道虚云么？”“虚云？哪个虚云？”老和尚迷惘地望着我，“我没有听说过。”听他这么一说，我施礼退出了僧房。
趁着同行的人去抽签问卦的工夫，我又信步走进了知客堂，一位中年和尚接待了我。他清清瘦瘦，戴着眼镜，举止斯。通过交谈，知道他释名惟圣，广西人，三年前出家，原是一名报社的记者，现在是金顶寺的知客僧。
看得出来，惟圣是把佛教看作生命的理想。对禅的本质，颇有一些参悟。他认为禅在中国已经消亡。当他得知我游过九华、普陀以及栖霞、灵隐等著名禅寺时，不免感概地说：“你在那些地方怎么能找到禅师！现在中国的寺庙，几乎成了净土天下。而更多的寺庙，一天不做功课都不行，好像佛寺就是功课，这简直成了唱颂宗。这种风气，以九华、普陀最为强烈。南怀瑾说现在中国连证得半个罗汉果位的高僧都没有，很有道理。”
惟圣说到这里，显出一脸的激愤。接着谈到虚云，他又说：“禅宗一花五叶，分成临济、曹洞、法眼、沩仰、云门五宗。虚云大和尚，一人接五宗，是集现代禅宗之大成者，本世纪的禅师，无人能出其右。但拿虚云去和南泉、黄檗、赵州比，不知又差了多少。”
这是我在访禅的过程中，第一次听到对虚云的这种评价。我对惟圣产生了敬意，不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的言辞，而是看出他的确是一位修禅的人。
不知不觉，我与他谈了约两个小时，临别时，我又问他：“在我们中国，现在究竟在哪里能找到禅师？”惟圣不假思索地回答：“昆仑以北，已经有了大乘气象。在桐柏山、终南山的太白顶，还是有一些人在那里闭关。不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哪怕到了他的关外你也看不见。下个月，我就要动身去西北。”
“去寻觅大乘气象？”
“是的。”惟圣充满信心地回答。
惟圣的谈话，等于是给我的虔诚的朝圣的热情，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身居闹市的我，来到鸡足山，便觉得来到了世外桃源，看到连山的古树，生满青苔的浮屠和陈旧的庙筑，我心中产生了隔世之感。可是，在惟圣的眼中，这里依然是熙熙攘攘的红尘之地，依然是禅师们不肯久留的人间之域。
离开金顶寺，在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处败壁上，留有大错和尚的诗：
山径每回折，幽深别有天。
到门先报鹤，小坐便为禅。
水曲堪忘世，松高不计年。
往来经咒远，次弟洗尘缘。
这位大错和尚，原名钱邦芑，明崇祯年间当过御史，巡按云南。明亡后，便入鸡足山削发为僧。他的丛林生活，后人少有提及。但他修撰的《鸡足山志》，却是今天能读到的鸡足山最好的志了。很显然，他之出家，乃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仍属于“不得志而逃于禅者”一类。所以，他认为鸡足山的松高水曲，均可以洗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尘缘。毕竟，我们都不是真正的禅师。